钱绍武艺术论纲-从西方领回“艺术家”桂冠

钱绍武之于雕塑,无论是个人的学艺经历还是其风格的演变过程,都在中国现当代雕塑艺术家群体中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或者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道路,刚好是当代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紫色镂空礼盒不锈钢灯光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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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5岁的钱绍武被派往前苏联去学习雕塑。这使他成为当时新中国艺术教育“全盘苏化”大潮中的一名幸运儿。事实上,在此之前,钱绍武已经在徐悲鸿所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艺术教育,只不过徐先生所秉承的是法式学院派的教育模式,而前苏联的列宾美术学院则秉承的是北欧学派的教育模式。尽管两种模式的风格和侧重点不同,但相对于中国传统艺术而言,无疑都是源自欧洲、源自西方的艺术参照系。

钱绍武对西方的雕塑艺术学得很认真很刻苦很虔诚,尤其是前苏联的艺术教育重视理性知识,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强调造型结构和解剖透视,这就迫使学生在基础训练方面花费巨大的功夫。钱绍武在后来的雕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的造型能力和素描功底,无疑都是当年在列宾美院六年寒窗所获得的回报。然而,钱绍武毕竟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即使在基本功训练方面,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些东方传统的学艺色彩。

在此我们不妨引述一段钱绍武的“从艺自述”:“在留苏期间,我做了一件苏联同学也很少做的事,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临摹列宾美院收藏的几百幅精印的米开朗基罗素描稿,几乎每天晚上在图书馆临一张,或两个晚上临完一张,大部分是米氏作西斯廷教堂大壁画时的画稿‘粉本’。这是我进行国画训练时所形成的习惯,我以为只有临摹才能认真和深入体会大师们的惊人技巧,收获是明显的。我的素描、速写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苏联学派的格调。”(引文见钱绍武《从艺自述》)

从这段回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钱绍武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身具有的东方情调;同时也可从中窥得他的艺术取向,他是十分自觉地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作为自己的宗师和偶像的。他对米开朗基罗一直怀着终身的崇拜,直到年逾七旬,还不止一次地与我谈起米式的生平和艺术,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而在他的《雕塑和美》一文中,每每谈及米氏的作品,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此外,我们还从他的自述中了解到,他早在出国留学之前就读过姜丹书先生翻译的《罗丹艺术论》,对这位法国雕塑大师也是深为服膺,对其艺术思想更有十分透辟的识见。而钱绍武先生在论及这些西方大师的艺术特征时,总要强调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把传递和表达情感作为雕塑艺术的归依和真谛。

对此,钱绍武先生也有一段精辟的回忆:在列宾美院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冬宫博物馆的精彩收藏,我们学校离冬宫很近,步行也只需一刻钟左右,而更重要的是冬宫对美院学生不收门票,于是所有的课余时间全化在冬宫里了。这些真正世界第一流大师的艺术作品是最好的老师。好处是第一流和第二流艺术家们的不同,创新派和继承者之间的不同,它们就清楚地表明了关键所在,这种比较奠定了我自己的追求目标,抓住了艺术技巧的核心,这核心就是真正的动情和真挚的表达,一切技巧都以此为归,也只有以此为归,一切技巧才有用武之地。”(引文同上)

一个“真正的动情”,一个“真挚的表达”,这两个要点实际上就构成了钱绍武在雕塑艺术方面的核心理念。而他的毕业创作,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大路歌》,无疑是他这种艺术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大路歌》是写实的,更是抒情的,无论是三个筑路工人的面部表情,还是整个作品呈锐角三角形的向前倾斜的构图,都体现着作者饱满的激情和深刻的爱憎。正是凭着这件艺术精品,钱绍武从欧洲人那里领回了一尊“艺术家”的桂冠。

以传情为核心的艺术创作理念,贯穿在钱绍武几十年创作生涯之中。记得我在一次对话中与钱先生谈到传情的话题,他的回答是如此地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我说:照您的看法,艺术的本质就是传情。如果不能传情,那就不能算是艺术。钱先生回答:你说的太对了!艺术就是要传情,除了传情以外,艺术没有别的东西。艺术的功能是解决情感问题的。

由此可见,钱绍武的所有雕塑作品,皆可归于一脉,名曰:“抒情派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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