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雕塑

春秋战国时期雕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俑上，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大门类，现已发现的多为战国俑，主要有木制，陶制，铜制，战国时期工艺美术全面发展，空前紫荣，依附其卜的装饰雕塑也很发达尤其是青铜器，漆器，玉器上的装饰雕塑最为精美或为器形，或为附件，既与器形完美结合，又可作为雕塑来欣赏。

总之，春秋战国主要是战国时期雕塑开始独立，此外，具有明显的装饰性的工艺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继续发展，雕塑作品写实生动，精巧华丽，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社会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春秋战国雕塑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前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

中国春秋战国的雕塑，继商、西周之后进一步繁荣发展。

特点　①人的形象大为丰富，数量增多，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前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

②雕塑材料的使用更加广泛。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其长，而且出现综合使用的趋向。各种材料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发展，如青铜工艺分铸、焊接等技艺的发展，失蜡法的应用，错金银等镶嵌技艺的风行，使作品的制作竞求奇巧华美。因之，追求繁缛华美，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审美倾向，在青铜、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为突出。此时期的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出，所以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

③各种工艺品制造的中心不再集中于王室，各诸侯国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思想活跃，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促进了雕塑的发展和地区性艺术特点的形成。

人物雕塑　主要有偶人和作为器物装饰的人形支架、器座及小型佩饰等。偶人又称相人、像人，以青铜、陶、木等不同材料做成，其中主要是俑。春秋后期俑在各地普遍出现。陶俑主要有山东郎家庄 1号东周殉人墓所出的6组,女俑多作舞姿,脸部削成斜面,以黑彩勾出眼、眉，胸部丰满，衣裙曳地，施红、黄、黑、褐色条纹。男俑披巾,手中持物。由于烧制火候极低,大多已残毁。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陶俑中的舞俑群，造型简略而姿态生动。彩绘木俑多出于战国楚墓,有仆侍、庖厨、伎乐等不同的身份。

湖南长沙 406号楚墓所出30个木俑，男女有别，一般是雕刻出身体形状与五官后，先涂白粉，再以墨、朱两色绘出眉目胡髭及冠、带、襟、袖、裾等，手足和佩剑是分别制成后装配的。其他地方出土的楚木俑,有的雕出宽大的袍袖；有的头部雕出五官后,加丝质假发（或用真人头发）,身着绢衣,但对于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则不很注意。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还出土过银俑，戴弁,着窄袖短袍,系带，缠行□。有人认为是胡人形象，其造型水平较高。另外，还有连同活动环境表现的俑群。如浙江绍兴坡塘战国墓所出青铜伎乐铜屋，有男女裸体6人持乐器在屋内演奏,铜屋顶上矗立柱，柱头铸一大鸟，推测可能与古越人的图腾信仰或宗教习俗有关（见绍兴战国墓铜乐俑）。

湖南长沙战国木俑

人形器座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人或立或坐，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连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动态范围内，力求使人物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洛阳金村所出的几件青铜人形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见的呆板姿态,表现出了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谨；有的屈一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扬，动势豪放。其中一件侍女像,长辫,胡服,着靴,双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现出在劳动过程中十分专注的表情。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早期铜牺立人擎盘，在周身饰满细密花纹的牺背上立一长发垂肩、着窄袖长袍、系带的女像。她双手捧一套筒,内承圆柱,柱端置镂孔的圆盘，为此类器座应用情况的实例。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 6个铜人是战国人物雕塑的代表作。铜人束带、佩剑、着彩绘的褶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河南三门峡上村岭 5号战国墓所出跽坐人漆绘灯，人物温静的面容也显示了艺术表现的新水平。

山西长治战国铜牺立人擎盘

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铜扣饰等作品，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古滇国中，被捆缚、屠杀作牺牲的奴隶们的悲惨命运。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众多的圆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宗教、居处环境和乐舞、战争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春秋战国的玉器中也有很多人物形象。洛阳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表现了贵族社会中的妇女形象。

动物雕塑　春秋战国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立鹤方壶，在壶盖上塑出扬首展翅的鹤，手法清新写实，完全摆脱了以往青铜器中神秘谲怪的气氛，被后世视为要求从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见彩图立鹤方壶(春秋)河南新郑出土）。

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等纹饰，并在牛颈和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容锅,作为温酒器,其实用功能高于礼制的意义。它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战国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犀尊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时的内涵力量。卧鹿据考应是青铜镜架，镜悬于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在静卧中仍然保持警觉的鹿的神态。虎噬鹿器座表现一头猛虎衔住小鹿向前奔驰，有力地表现了兽类在激烈搏斗中迸发出的冲击力量（见彩图虎噬鹿器座(战国)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犀尊以黑料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

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以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器物，如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情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云南滇墓出土青铜器中的动物题材,以牛为最主要,多装饰于器物顶部，造型坚实，虽不写环境，但表现出了对象活动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一些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也异常生动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创作的动物题材的青铜扣饰，金银饰片上的动物纹浮雕,金、银的虎,青铜的驼、鹿等战国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动,风格粗犷骠悍,表现出游牧民族对生活独特的审美感受。

云南战国猛虎噬牛铜枕　　春秋战国禽鸟形象的青铜器也很注重不同鸟类神态特征的表现，例如流入美国的两件禽尊，颈部平伸，生动地表现出游禽类觅食时，颈项屈伸的动作。另一件子乍弄鸟尊，结构灵巧，花纹精美，头可转动，喙可启闭，有错金“子乍弄鸟”4字,显示了制作技艺的精工，但动态较板滞。

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精进和春秋后期失蜡法的应用，出现了河南淅川下寺的青铜禁、曾侯乙墓的尊、盘、建鼓座等异常复杂精巧的作品，这类作品以龙和蟠虺组成多层、穿插变化难以捉摸的装饰。但有时因过分炫耀技艺而流于繁琐、矫饰。

战国漆木雕塑　以楚墓所出最有代表性，除俑以外，还有镇墓兽、鸳鸯形盒、悬鼓的虎座凤鸟、座屏和鹿、虎（鹿）座飞鸟等器类。这些作品除了造型夸张，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之外,还髹以绚丽的漆色,一般是以红、黑两色为主,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绘以红、黄、蓝、绿、褐、金、银等色的图案。这些器物上常以真鹿角为饰,不但装置于鹿头,也装饰于镇墓兽的头上和飞鸟（凤）的背上，赋予作品以神秘、幻想的色彩。彩绘动物漆座屏以湖北江陵望山 1号楚墓所出的一件最为精工。屏内左右对称地雕刻了两组动物群，表现凤、鸾、鹿与群蛇的搏斗。整个屏风上共雕出51个动物，在长方形的屏风架内与器座上组合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　　 湖北江陵战国虎座飞鸟。

最早的木根雕艺术作品，发现于江陵马山 1号楚墓，以树根雕成木辟邪，虎首龙身，四肢作竹节之状。上边还浮雕出各种小动物形象，外髹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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