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雕塑艺术

秦汉雕塑的主要成就是陵墓雕塑，中国古代陵墓雕塑主要分两大类，即陵前大石雕和墓内小陶俑。

陵前大石雕的代表作是陕西兴平西汉茂陵霍去病墓前的大石雕群，仅凿几刀，保留原石的自然风貌，简朴浑厚，气势磅礴，是中国古代纪念性雕刻的典范。

陶俑分秦俑和汉俑。秦雕以秦始皇陵兵马緬为代表，八千兵马列阵待发，场面宏大，气势雄伟，造型写实，细致严谨，富动寓静，严肃冷峻，表现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雄伟气魄。体现了大秦帝国当时务实的时代精神，在中国雕塑史上一峰独出，堪称奇迹汉俑种类繁多，从材料上看，有陶俑、木俑，铜俑。汉俑一般写实传神，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我们今天研究汉代社会可靠而又形象的珍贵历史资料。

这一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动物铜饰也极精彩，主要有北方的匈奴铜饰和西南滇族铜饰，铜饰简朴生动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雕塑的精品（可跳转欣赏少数民族头像雕塑）。总之，汉代雕塑朴实生动、概括夸张，富有装饰性气势大，有张力，表现出阳刚之美，体现了大汉王朝积极进取，大有作为的时代精神。

秦汉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此历史阶段，雕塑是王权与政治的有力工具，成了宣扬帝王将相的功绩、美化宫殿园陵的重要方式。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国家的财力与人力高度集中，因此秦汉雕塑在规模与数量上远远超越前代，有些甚至在今天都是无法达到的。

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辉煌的建树，现分类择要介绍如下：  威武雄壮的秦代陶塑兵马俑  秦始皇陵座落在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营建经过日：“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1974—1976年，在秦始皇陵东垣外的临潼西杨村南边，约当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三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其中，呈长方形的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达 13000平方米；坑内作土棱与巷道栉比相间布局，东端设开阔的前厅；

巷道与前厅部分，整齐有序地埋藏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俩，按其密度推算，总数达6000余件。这项重大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第二、三号坑的规模较小，另发现了尚未建成的四号坑。二号坑于九四年三月一日开始发掘，出土了六件彩绘俑，也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地保护了整尊的彩绘秦俑。

这是一个完整的军队编制体系，再现了当年战无不胜的秦军风采。从各坑的结构形制及所藏兵马俑的装备情况来看，一号坑象征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弩兵、战车、骑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是统领一、二号坑的军事指挥部。

还发现了四号坑，尚未完工，应该是属于中军。它们是秦代军阵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着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业的纪念。

为数众多的陶塑兵马俑，通过严谨的布局，排列成面向东方、气势磅躏、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容整肃、勇于攻战的宏伟气派。这是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对于细节的处理也别具匠心，仔细观看，如面形，目、甲、国字形较多，申、由字较少，包括传统八种面形，别外象发髻、胡须、带钩等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关于秦俑的制作，至今还存在许多不解之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皇陵东南角又发现一面积近七百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经试掘，在大约九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陶俑十一件，造型奇异，初步确定为反映秦代宫廷娱乐竞技的百戏俑。  简洁生动的两汉陶俑  “汉承秦制”。

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或贵戚，亦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与权力。其大宗者，业已发现三批：

第一批，1950年在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发现数十件陶塑彩绘武士俑，分射击俑和步兵俩两类；射击俑作昂首侧身、举臂投射状，姿态极为生动。

第二批，1965年秋在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中，出土骑兵俩500多件，步兵俑l 800多件。骑兵俑(图49)通高68厘米，步兵俑高44—48厘米，多数敷彩，造型洗练，神态威武，装备精良，反映了文、景时期国力增强，骑兵壮大的概貌。

第三批，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发现三座长条形兵马俑坑，揭示出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以一号坑为例，南北宽2米许，东西长约28米；兵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一律面向西方，立俑高42厘米，跪坐俑高25—28厘米，皆戴头盔，穿战袍，弓弩手背箭壶，步卒作持械状，神态机警肃穆，气势咄咄逼人，展示了西汉前期某代楚王拥兵逞骄的面貌。

西汉陶塑侍女俑，以西安东郊姜村白鹿原出土者最为娴静俊美。舞女俑以西安自家口出土者最为出色，长袖飘拂，舞步轻盈，体态极为洒脱。济南无雕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伎陶俩盘，则以塑造欢快热烈气氛而见称。总的看来，西汉陶俑长于刻画动态，艺术手法趋向简洁概括。

东汉陶塑题材扩大，形象愈加生动传神。河南陕县刘家渠和浙川县出土附有众多部曲家兵的陶水榭，反映了豪强地主惶恐不安的心态：广东佛山石圩出土陶水田模型，表现了东汉农夫插秧运肥的辛勤劳作。

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坐式)和陴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将民间说唱艺人兴高采烈、自我陶醉的神情，刻画得维妙维肖，令人过目难忘，堪称东汉陶塑之杰作。

两汉的陶塑动物，例如陕西兴平马嵬坡出土的西汉釉陶狗及陶马，广州大元岗出土的西汉陶卧牛，四川乐山斑竹湾出土的东汉陶马驹，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东汉陶母子羊等，部是极富生活情趣的优秀遗巡例。

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  据《三辅黄图》“渭桥”条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秦昭王时建筑的横桥进行加固扩建，在施工中，因“重不能胜，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用以激励服役匠的士气。同书”五柞宫”条又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墓前雕造大型石兽之先河。令人遗憾的是，这两项秦代大型石刻未能保存至今。

西汉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及园林、陵墓装饰雕刻上。  赵佗先人墓附近之跽坐石人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型石刻，是1985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发现的一对裸体石人，皆用青石雕成，其一为男像，高174厘米；另一为女像，高160厘米。

两像造型相似，皆为椭圆睑，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作双手抚胸跽坐状，身上无衣纹。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及四川灌县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石作所在地距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在赵陵铺村东)仅3公里。

《史记·南越列传》与《汉书·两粤传》均有孝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为了怀柔远方，曾遣人赴真定修治赵佗先人墓的记载。因此，这一对石人，当是孝文帝初年特地为赵佗先入冢雕刻的；之所以刻成一男一女，可能代表赵佗的考妣。

这项发现，使我国现存的古代大型石雕入像提前半个世纪，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  我国现存年代次早的一组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村北的牵牛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像，系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所雕造。

牵牛像高258厘米，整体作跽坐状，上身微向左扭，眉宇间呈现出刚壳憨厚的性格；织女像高228厘米，双眉戚锁，作笼袖罢织姿态。此项创作题材，来源于《牛郎织女》这则美好而古老的神话传说。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这两件石像皆用花岗岩雕成，造型简洁，风格古朴，堪称我国古代园林景观雕塑的第一座丰碑，亟待加强保护。

霍去病墓石刻  这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现存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系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优秀石刻匠师所雕造。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自幼善骑射，从元朔六年18岁任骠骑校尉开始，到元狩四年为止，五年之内六次率军反击匈奴侵扰，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为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汉武帝器重，初封冠军侯，晋升骠骑将军。这位青年将军，不幸于元狩六年病逝，年仅24岁。噩耗传来，朝野震悼。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为冢象祁连山”，以纪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现存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

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原来错置于墓冢周围的各种石刻动物，烘托出霍去病战斗生涯的艰苦。原置于墓冢前面的马踏匈奴石刻，是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

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啻是告诫人们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

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东汉石人  东汉石刻人像具有凝重雄健的格调。典型巡物是四川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此像作立姿，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它既是一尊历史名人纪念像，又被用作观测水位的“水则”，其前襟与两袖部位有隶书刻铭。

属石翁仲性质者，有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用方柱形石材雕成的登封中岳庙前两件石人，以及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鲁王墓前的一对石人，其神态肃穆恭谨。山东邹县汉匡衡墓前石人，高约120厘米，用砂石雕成，双手叠置胸前，亦作站立姿态。此外，江苏东海昌梨水库一号汉墓的高浮雕母抱婴蜀柱、山东安丘画像石墓的高浮雕多人物蜀柱，则以形象活泼见称。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二号墓(入葬于光和元年，即公元182年)出土的骑马俑最为完好，通座高79厘米，表现某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的怡然自得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标志着圆雕技艺益加成熟。四川重庆，峨眉、芦山等地出土的东汉石俑，以表现题材多样为特色。

东汉石兽  东汉石刻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石辟邪上。洛阳孙旗屯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颈后有“缑氏蒿聚成奴作”隶书刻铭，姿态雄健豪迈。南阳宗资墓约离造于桓帝延熹年间的石天禄与石辟邪，咸阳沈家村出土的一对石兽，于雄健中蕴含着秀丽灵动的格调。

此外，四川雅安姚桥高颐墓前的石辟邪，亦属东汉晚期造型凝重、器宇不凡的优秀遗例，对后世陵墓装饰石雕具有深远影响。 东汉佛教雕刻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东汉时期，我国已有佛教美术之创作。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沂南画像石中顶有头光，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均属东汉佛教雕刻遗迹。特别引入注目的是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后壁上方的浮雕坐佛像，通头光高39厘米，头顶有高肉髻，身著通肩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执襟带状物，结跏趺坐。乐山柿子湾崖墓中亦有浮雕坐佛像，因风化较重，形象不及前者清晰。

座落在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释迦说法立像与涅磐变浮雕，是毋容置疑的佛教雕像；通过考古学与风格学的考察，造像的雕刻年代当属于东汉晚期。  宏伟壮丽的青铜铸像  秦汉时代，青铜铸像亦有辉煌的创作，其形体之伟巨、设汁之巧妙及工艺之桥良，均超过先秦时代。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此乃安置在咸阳宫中做成铜人模样的12件大型钟鐻。

另据《汉书·五行志》、《水经注》及《三辅旧事》等史籍记载，秦代又铸造“各重二十四万斤”的12个金狄，即身着夷狄服装的大铜人。原置阿房殿前，汉初，移至长乐宫大厦殿前。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将其中的l0个铜人锥毁铸钱。剩下的两个大铜人，“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见《关中记》)，到十六国时期，才被前秦苻坚销毁掉。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一规模三千余平方米的车马坑，里面分若干单元，埋葬了很多御用马车的模型，是始皇在别一世界的御用车队。1980年，试掘了其中一个面积仅十多平方米的小坑，出土两乘铸工无比精良的铜车马，其形体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每乘总重量1200多公斤。

由此不难想见秦代“钟金人”与“金狄”的壮丽面貌。每乘都由3000多个复杂零件组合而成，秦人究竟用了何种钻具了工艺，加工出几千个直径不到一毫米的小孔，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前为立车，后为安车，可能是法驾卤簿中的二属车，是较常用的车辆。  西汉时代，不少大型青铜铸像用于宫苑装饰，如上林苑之飞廉观，未央宫之金马门，建章宫之凤间(北阙)，皆因青铜铸像而得名。

西汉最宏伟的青铜景观雕像，是神明台上建造“高三十丈，大七围”的铜铸仙人承露盘。存世的西汉青铜雕塑，以陕西兴平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高约58厘米)、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大铜马(高115．5厘米)与军吏铜俩，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人等最为精美。此外，河北淌城刘胜墓出土的跽坐说唱铜胡俩，甘肃灵台傅家沟出土的四人博戏铜俩，则以表情幽默，神态生动而见称。

东汉的大型青铜雕塑，有河北徐水防陵村出土的一对大铜马(高116厘米)、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铜车马，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俩等。擂台东汉墓还出土一件铜马式{俗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独具匠心，铸造一匹矫健奔驰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燕背上，侧视的基本构图呈倒三角形，运动感很强，被誉为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木雕  汉代的木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现题材有所扩大，雕刻技艺亦有进步。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云梦大坟头及广州马鹏冈出土者为代表。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20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传神。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楚木俑的古朴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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