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民间石材雕刻拴马桩

栓马桩最早是陕西省１９８２年民间艺术普查时在渭北澄县农村发现的，这是最早的渭北民间石材雕刻拴马桩。

随着一次规模空前的陕西民间艺术大展在京展出，人们开始知道了它，并使它从农村的地头、院宅走进了中国美术馆的大雅之堂。时至今日，在美术馆西侧的小竹林里，仍可看到几根高低错落的栓马桩。

民间石材雕刻拴马桩技艺是悠久的，岁月沧桑，不仅给栓马桩上留下厚厚的尘土，也使栓马桩的本来面目变得更加朦胧和神秘。每每看到它们，总不免增添几分好奇和探究的情志，由此对生成于渭北大地的民间石材雕刻栓马桩，亦有了些了解和认识。

在陕西民间，栓马桩一般竖在宅门两侧，数量的多少显示主人家财富的多少，一般用青条石雕刻而成，高度从１m到１.７m，宽多为２５cm，呈现四棱柱。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在桩顶上端刻有披发左衽的北方游牧民族形象，深目高鼻、虬髯窄袍、手持马鞭、或骑马、或跨狮而他们的背上，往往祥和地趴着小狮子、猴或是一只猎鹰，造型奇特浑厚。

由于受石材雕塑材质宽窄限制，因材施雕的形象没有超出底座面积，所以，有时狮头、屁股呈大面积的扁平状，仅在其上浮光掠影般的浮雕出细节，或仅錾刻了粗糙的轮廓线加以区分人物和猛兽面目扭曲变形。

但由此带来的这些限制，反而使形象更能适合于整体，可谓一收一放，富有装饰情趣对于那些头戴螺尖式小帽、尖顶帽，或缠帕留辫怀抱月琴、琵琶，神情索漠的骑手，当地农民有着他们自己的叫法和认识：“番子人人”“鞑子看马”。

所谓鞑子不过是汉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习惯叫法，虽不太尊重却由来已久。他们和其他北方、西域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常被统称为胡人。在汉人眼中，他们精于骑射，长于养马，总有些神秘和绝技擅长。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是他们的财产，代步工具，甚至是相依为命的伙伴；而在中原，马成为个人坐骑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胡人学的。马和胡人在汉人心目中，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彼此成为一种标志和象征。如同西方１９世纪油画中习惯以黑奴来渲染、衬托东方情调一般，胡人成为驯养马的代表渭北的村民也愿意以和马有着亲密感情的胡人来代表各种意义和情趣，希望用他们能震慑住马。

而狮子头雕塑的形象自从汉代传入中国便一直是种神兽，它往往背负着守护的重任。这样又有胡人，又有瑞兽，马的主人尽可放心，高枕无忧了。

在狮足或人臂间凿出的，用以穿系绳的孔洞则是在浑厚背景上涂的一抹亮色，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享利·摩尔的雕塑，透明空灵。随着这些孔洞的呼吸，雕像仿佛也被注入了一股活力。狮子们沉着地探出它的前腿，而猴和猎鹰则不安地四下顾盼。

民间石材雕刻拴马桩桩颈为顶和身之间的联结部，常处理为双层。上层作圆台形、带四柱的阁形或花瓣形，以承托主体造像；下层常在方柱体上划分出装饰带，通常浮雕一些轮廓模糊的马、羊和鹿。这样一件井不复杂的作品却集圆雕、线刻，浮雕于一身，也可以称为手法多样了作为民间艺术，由于题材、用途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几百年来并未使栓马柱造形和内容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而沿续成为其传统。

自民国初年以后，民间便不再制作栓马桩了，经过一段对民间美术的狂热之后，对于栓马桩，人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很多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它，其至在《雕塑史》《美术全集》中都只字未提如此精彩的艺术品，如此待遇，确实让人惊讶和不安。

对于民间石材雕刻栓马桩，我们不应只着眼于它本身，一叶障目，不见秦山，面应体会它那种文化精神，如同正负形空间的处理，正形之外的负形，往往更有魅力，如果一件作品有十分气势，精雕细刻了七分，那么人们可以领会的也只有三分了，而栓马桩只用了三分的造型手段，却表现了七分气势，它的精彩也许正在于所。

塑造形象的似与不似之间，那种生机和神气并未被限制在精确的外形中，而是自由地游离于形象之外，洋溢弥漫在四周。作为用具，它们无疑是简单的，甚至有些粗糙，既使不和富贵华丽的宫廷艺术相比，它们也不免有些简陋。但人的感觉是由粗糙、模糊逐渐向精密、清晰变化的。

一件作品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相似的，但随着感觉的细腻化，个人主观成份的增多，便如歧路之羊，不尽相同了。而栓马桩可以让人延长那种粗线条的印象与感觉，让人欲罢不能。

在我国雕塑史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宋之后，雕塑便失去了汉唐那种气魄；但假如我们面对和霍去病墓石刻何其相似的栓马桩，汉唐遗风则扑面而来。

静静的凝视民间石材雕刻栓马石。也许它并没有利用有色灯光的现代雕塑色彩那么炫目多彩，但却因它那种单纯而执着的存在，便足以打动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