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从四川大邑县的农村冒出来，轰动全国，影响世界，３０年过去了作为创作者一员的我，由当时的而立之年翻了一番进人花甲，蓦然回首，思绪万千。
《收粗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的轰动效应，不说绝后也是空前。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创作还未结束，预展三天，就有两万多人参观。因为我们搞开门创作，农民们早就传开了，参观时群情激奋，有的泣不成声，甚至昏倒在地。当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复制展出，每天观众近万人，登记团体票的第一天就来了一千多个单位，只有星期天才售个人参观票，造成星期六下午就有人在冰天雪地中裹着棉被排队通宵等候买个人参观券的动人场面。
仅在北京和大邑展出三个半月，观众就达几百万人，加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又复制展出的和数以万计的图片展览，估计观众是以亿计了，还有《收租院》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教科书，那真是家验户晓，人人皆知。
《收租院》又引发出了西藏的《农奴愤》户外雕塑、《广州的怪婴堂》，安源的《矿工泪》等等。
《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旋风刮得许多雕塑作品低头弯腰，但它自己也差点被“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看不到革命的道路”等批判打倒，极左思潮涌进收租院，“中间人物”被取消，有”人性”的情节被修改，还加进了学习毛著，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继续革命，活捉刘文彩、瞎子老农重见光明，小孙女成了赤脚医生等等情节，都以革命的名义进了收租院。
《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原作是收租院内发生的真实故事，却被你修我改面目全非，担纲中国革命史政治图解的任务。令人遗憾的是外文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多种外文出版《收租院》画册，发行全世界，那里面的图片有四川原作，也有外地的修改，混为一册老外看了肯定误以为那就是原作原貌了，就连我们一些中国观众也以为那是原作原貌，甚至以为《收租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创作出来的。
值得庆幸的是，四川原作经过风风雨雨得以完整的保存，并和地主庄园一起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题型厅展出的数百件雕塑作品，最受外国人欢迎的还是部分《收租院》复制品。
当年，作者为了革命，抛开名利，拿起雕塑刀背起铺盖卷，一心一意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连到城里展出都未想过。可是华君武、刘开渠，王朝闻诸先生进收租院一看，就认定这是一颗“原子弹”！
确如原子弹爆炸，《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的冲击波辐射全世界甚至在我们将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遗忘的时候，外国人还在研究它，宣传它在北京展览时，有七、八个国家的大使馆表示邀请《收租院》去他国展出。可是，文化大革命封锁了大门因此不能实现。
世界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全家几次看展览，并到四川看原作，他还收到瑞士一个大学艺术史系的学生的信。这个学生选择了《收租院》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他很不了解这部使他震惊的艺术作品，开列了７８个问题的清单请作者回答。一位日本女雕塑家来中国旅游，她放弃了所有的参观项目只看《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并详细了解创作的过程和方法。美国《美国艺术》杂志发表题为《收租院，另一种大众艺术》的文章，其之所以强调“另一种”，是因为在现代艺术派别中“波普艺术”也称为大众艺术，这和以大众丢弃的垃圾为主要材料的艺术当然是两码事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文章认为，《收租院》“比后来西方的摄影现实主义还先走了一步立体型手卷式的叙事观念，将时间作连续性、延展性的述，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一项新创造”，“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又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中国的普罗大众所接受，就现实主义的创作来说，它也拓大了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为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
１９９０年著名雕塑艺术家楼在香港见面会见我时，很激动地说：“《收租院》是很好的人物肖像雕塑作品，也是最现代的作品。”“作为超级写实主义，你们比写进艺术史的美国的杜安·汉森还早十年，他是在人身上翻的，你们是塑的，艺术性更高，感染力更强。
台湾过去实施“戒严法”，对大陆严格封镇，还是有人偷运《收租院》画册，台湾的雕塑家几乎人手一册。
西德的卡塞尔市每四年举办一次艺术“文献大展展示世界最新的前卫艺术，《收租院》是被邀参展者之一。虽然展览因文革未能实现，但在艺术家中曾引起一番大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艺术是否要为人民大众？”
西德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了以菜勒·卡尔哈德教授为首的《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研究小组。卡尔哈德是著名的抽象画家，康定斯基的传人，曾任尼黑市美协主席。奇特的是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宜传《收租院》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认为这才是艺术应该走的道路。警察要抓他，几百个学生保护他，其他的城市学生也示威支持他，引发了一阵学潮。
也是因为《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的关系９９１年，卡塞尔大学聘请我去任教授。有几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学《收租院》。其中一个叫斯文，一个叫玛蒂娜的学生，受其影响，创作了反映失业工人和下层人民生活，名为《等待》的等人大群像，在市中心广场上展出，引起强烈反响，斯文是汉堡市警察局长的公子，他是以脱离父子关系为代价追求艺术真蹄的有一个学生将《收租院》制成大幅丝网版画作为毕业作品，还有人将此大张版画带去非洲进行宜传。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回答是“因为那里还有刘文彩”！
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事发生在９０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中国有，外国也有，阶级斗争客观历史的真实，《收租院》也不是虚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件雕塑作品有过这样的轰动效应，这很值得思考研究，我和卡尔哈德教授合著的有关《收租院》的书，即将在德国出版。我在书中只是原原本本地叙述了创作的全过程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本来最后有一章是写我现在的看法，后来取消了，因为理论家和艺术史家才说得更清楚。
有人说《收租院》大型人物雕塑群像是一大创造，应当写进世界美术史，也有人说它已经过时，并非永恒的艺术。有人希望我们沿着《收租院》的道路走下去，也有人说应该从《收租院》的羁绊中跳出来。
现在，四川正筹备在１９９６年春天举办《收租院》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企盼在会上听取高在我提笔写这篇拙文时，收到一位香港朋友的来信。他曾在海外写过多篇文章介绍《收租院》，虽然听说大陆给刘文彩平反，但不后悔写了那些文章。平反是没有的事。但我从报上看到“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之类的奇谈怪论，如此推论，《收租院》也不好说了。
博仟北京雕塑公司非常敬仰《收租院》创作者与大型人物雕塑群像本身，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类似的优秀经典雕塑作品。利用色彩的雕塑形式也许很绚丽，但雕塑更多应该体现的是内在。
收租院群组雕塑可以说是中国最伟大的最具代表性的群租雕塑之一
收租院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人物雕塑
收租院（雕塑作品）
中国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学生李绍瑞、龙绪理、廖德虎、张绍熙、范德高及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的创作。
收租院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共塑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它们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家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而为一，生动、深刻地塑造出如此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空前的创举。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在这组作品中，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恰当，中、西雕塑技巧的融合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
收租院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
《收租院》创作于1965年6月至10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和四川民间艺人集体完成。雕塑创作以地主收租为题材进行构思，共塑造了7组群像，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和108件道具，以手卷式的叙事手法，栩栩如生地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
记者昨天了解到，《收租院》原作为泥塑，陈列于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因为容易破损，此次进京展出的收租院群像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年完成的玻璃钢镀铜复制版本，共有103件人物像和道具， 1965年至1966年间，在北京展出的也是这个复制版本，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
炎黄艺术馆工作人员介绍，收租院群像雕塑已经在上月初用集装箱从四川运至北京，现在正在布展，由于作品珍贵，暂时还不能对外亮相。展览将按照雕塑原样恢复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如此众多的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大型群像，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奇观。
在我国现代雕塑史上，大型泥塑组雕《收租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它以连续的群像构图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旧社会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和农民被迫进行反抗斗争的情景。由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组成的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七组情节性构图，反胦了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这是艺术家们通过认真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实地观察，以真实史料为依据的艺术创作。这段人剥削人的残酷历史已成为过去，但是它不应该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我们要让一代又一代人了解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认识到今天和谐、光明的社会来自不易，这是《收租院》雕塑创作者们的初衷，也是人们要反复观赏这件艺术巨制的原因。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大于文字的记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收租院》是一部形象地再现旧社会农村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教科书。
《收租院》大型组雕创作于1965年6-10月，由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以及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些学生和民间艺人完成，是一部成功熔铸了许多艺术家智慧和心血的集体创作。当时，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优秀青年雕塑家，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理想谙熟于心，在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大众化风格的追求，以使作品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创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的雕塑艺术，成为他们崇高的使命。他们探索把西方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寺庙、石窟雕塑以及民间泥塑的观念、技巧加以有机地融合，并取得了杰出成果。写实的造型功力服务于这一特定的主题与情节，创造出浓郁的悲愤、抗争的气氛。情节展开自然流畅，众多不同身份人物的动作、姿势相互呼应，构图紧凑而有节奏。人物形象刻画触及心理层面，深入而细致。
雕塑艺术不排斥情节的戏剧性，大型组雕中尤其如此，但作品应主要以造型包含的力与美取胜。《收租院》雕塑的作者们深明此理。作品中不可缺少的戏剧情节性与人物形象鲜明性之间的关系，被他们处理得恰到好处，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还需指出的是，《收租院》的作者们大胆运用中国古代民间庙宇泥塑的传统方法，即人物用稻草与棉絮和泥在木扎骨架上塑成，辅以其它材料如镶黑色玻璃球作为眼睛等，来进行现代大型雕塑创作，这在我国现代雕塑史上也是一大创举。至于这群雕塑家们对艺术的虔诚，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收租院》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在海外一些国家展览，也引起广泛好评。相信这次在炎黄艺术馆展出的四川美术学院玻璃钢镀铜的组雕，也一定会得到社会大众和文化艺术界的关注，并对我们的思考历史和研究当代艺术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收租院（雕塑作品）：中国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学生李绍瑞、龙绪理、廖德虎、张绍熙、范德高及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的创作。●作品简介编辑中国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学生李绍瑞、龙绪理、廖德虎、张绍熙、范德高及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的创作。●收租院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共塑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它们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家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而为一，生动、深刻地塑造出如此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空前的创举。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在这组作品中，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恰当，中、西雕塑技巧的融合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收租院于1965～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诞生过程：起因。创作于1965年6-10月的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因新中国阶级斗争需要而诞生。《收租院》今陈列于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以连续情节展示地主收租全过程，集中再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原仅希望塑造一组反映地主阶级罪恶的展模，没想到带来一件震撼世界的艺术作品。至今，《收租院》已吸引近百个国家数以千万观众。先后参与《收租院》创作的19名作者，14人来自四川美术学院。●刘文彩庄园位于大邑县安仁镇，距成都50余公里，占地百余亩，极尽奢华。1958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设立，目的是展现大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随后，陈列馆用石膏小人做过地主《百罪图》、真人大小的蜡像模型等。1964年上半年，陈列馆提出，利用庄园背后收租现场，陈列地主收租用的大斗小秤、飞轮风谷机等工具，让实物说话。展出后，观众觉得1000多平方米、两个四合院太空荡，没感染力，提出塑像。●川美加入。1965年5月11日，由于计划当年国庆展出，人手太紧，于是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给川美发函，请求支援《收租院》。学院领导相当重视，认为是一个为农民服务的良机，于是派人前往考察，并主动联系四川省文化局，要求下达公函，以任务方式下达，决定由雕塑系任课教师带领毕业学生作为毕业创作。经过思想动员会，师生们向院党委立下保证书，1965年6月4日，美院雕塑系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带领5名学生赶到大邑。美院师生抵达后，与陈列馆两名美工、一名文化馆干部和一位半农半艺的民间艺人汇合，一支特殊的集体创作队伍成立。首先是访贫问苦，调查走访活着的刘文彩的总管家、五姨太、狗腿子等人，对收租的各个细节烂熟于胸。●塑像经过：泥塑正式动工是1965年6月23日，搭架用的木料是到集市上买的柴禾，收租院外面田里取的泥，隔壁农民家借用的稻草。当时算下来，每尊塑像成本不过几元钱。设想出来后，没有小样模型，如采取传统画设计图的办法，时间根本不够。于是，创作组10多个人现场自编自演，模拟情节和人物位置排放。后来，创作组又向农民求援，附近生产队长带来10多位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带上箩筐、背篼等，表演交租情景，生动真实。上级听说创作组情况后，6月14日，派彭县川剧团演员到现场表演，拍成照片，剪接形成长卷设计图，配上构思、构图说明，总设计图从而形成。雕塑中采用流水作业方式，搭架、上大形粗泥、细泥刻画等分阶段交叉进行，充分发挥每人所长。雕塑中土洋结合，各有所长，美院师生长于结构学，民间艺人则善做衣纹、布饰。●创作现场欢迎附近农民进去看塑像，听他们议论，征求意见并随时修改。一次，一个农民看到推鸡公车去交租的老农说，双手握车把，不能用手擦汗水，额头上汗水是顺着一根稻草下滴。于是，创作人员在鸡公车老农额头塑出一根稻草伸出，成为经典细节。同时，还鼓励创作人员积极赶场，采集人物形象。王官乙说，有次，他在集市看到两个小姑娘，一个靠着空背篼打瞌睡，一个在疲惫地发呆，赶快拍照，回去后用在牢房外等候母亲的两个小女孩身上。一些创作人员赶场时看人眼神过于专注，竟被群众当坏人。●泥塑借鉴了民间传统艺术，创作组人员集体跑到成都、新都等地城隍庙参观泥菩萨。在成都参观一座城隍庙时，大门紧闭，年轻的创作人员竟翻窗爬进去，大家在什么活捉王魁、下地狱、抓鬼的泥塑面前看得如痴似醉。成品展出创作人员回忆，《收租院》塑造过程中，农民群众一直是最好的鉴定人，农民是否喜欢，成为这个创作的唯一标杆。雕塑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农民来参观。当年9月13日，当时的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武等带着记者来到现场，看后十分兴奋，称《收租院》是又一颗原子弹，并当场决定大力宣传，在北京展览。●当年国庆，《收租院》如期举行预展，三天来了两万人。12月24日，40个真人大小的复制泥塑和部分大型照片组成的《收租院》，在北京展览正式开幕，观众如潮，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北京展览到3月6日结束，接待观众47万余人。相关部门估计，当时北京想看《收租院》的群众，至少有200万人。《收租院》影响迅速波及到国外，1972年，德国卡塞尔四年一度的艺术文献展，策划人认为，《收租院》是当时世界上最新、最现代的艺术，邀请复制展出，因文革原因作罢。但策划人塞曼念念不忘，时隔27年后，他策划威尼斯48届艺术双年展时，安排旅美艺术家蔡国强请人复制，命名《威尼斯收租院》参展，获国际大奖。●工艺艺术：制作工艺。《收租院》采用中国古代民间庙宇泥塑的传统方法，即用稻草与棉絮和泥在木扎骨架上塑成，眼睛是黑色玻璃球镶上去的。人物结构则运用西方写实雕塑的手法，造型准确，具有真实感。《收租院》泥塑是中国传统民间塑像手法与现代雕塑方法相结合的典范，从而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作品评价编辑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了《收租院》系列造型作品，它逼真写实的舞台语言，塑造了刘文彩这一吃人的魔鬼形象，其个人名誉遭到恶意的扭曲尚且不说，问题在于《收租院》制造了谎言所带来社会暴力，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不肯承受的灾难。今次展出，本应该向世人公布它的谎言本质和历史罪行，还刘文彩以及家人一个真实的本来面貌。然而，在炎黄艺术馆展出过程到专家讲座，完全不提它所造成的人道后果，反而一再地讴歌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那些参与炮制《收租院》谎言艺术的当事人，洋洋自得地向人们炫耀他们的罪恶杰作。此外，还有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专家教授，不惜笔墨口舌在赞美《收租院》这一充满暴力谎言的无耻经典。这一切表明，没有灵魂良知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形式与技法表现的包装下，不仅能够欺骗世人的眼球，同时还是强权暴力的政治工具。这里，不指望那些谎言艺术家们良心发现，转而主动忏悔和还历史一个真相，只能靠每个中国人的觉醒意识，认清极权谎言与艺术暴力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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