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但是，无论是法式风格还是苏式风格，在当时中国的用武之地多是应用于各类的纪念碑雕塑，人物肖像雕塑设计，以及重要建筑的装饰雕塑等。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人民英纪念碑上的作品，而刘开渠先生是此项雕塑工程的重要负责人之一。
随着对西方雕塑艺术的学习与应用，不少雕塑家又同时坚持着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再认识与再学习，并力图将西式雕塑中严谨的造型关系，与中国古代于百年来所形成的优秀风格相融合，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这首先是中国雕塑艺术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文化自觉。
例如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国民政府即批准成立了以王子云为首的“西北文物考察团”，并在王子云的带领下对中国西北部、包括敦煌石窟在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达四年的考察。
在进入新中国时期后，来自艺术创作层面的作者中也不乏有着对融合中西风格进行探索的实践者。如以比较的眼光看，留居法国１８年之久而返国的滑田友先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中所创作的《五四运动》浮雕，是最具中西融合特色的代表作。包括他在法国期间所作的《轰炸》等作品，已经显示对中国古典艺术营养的有益吸收。其次，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产生于四川美术学院的一批雕塑家如郭其祥等人）的作品《百万农奴站起来》等，都鲜明地有着对中国古典雕塑艺术风格的追求。这是一个时间短，但探索风格融合价值极大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中国美术界及雕塑界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文艺复兴运动。当年的（“文革”前）不少青年雕塑家虽已人到中年，但正是执教于全国各美术院校中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法式或是苏式背景，他们都有着较为扎实的雕塑基本功，同时也对中国古典雕塑有着希望予以融合的愿望。
由他们再教授出的“文革”后的雕塑学生，在资讯日渐发达起来的境况下，也自然呈现出了相对多元的状态。他们有游学国外的，也有固守传统文化的，有专注写实深入的，也有探索多元创新的，有钟情当代观念传达的，也有“向后”看、再回望传统的…总之，探索创新与多元并存或为当今时代的主旨。
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美术界在“八五新潮”的洗礼下，以及在再次引进西方当代艺术思潮的作用下，中国雕塑的面貌也发生了极其深的变化，产生了一批新锐力量与新面貌的作品，他们的成果在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及雕塑艺术面貌的多元化发展简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适应中国文化领域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模式与从业人员队伍，已翻倍增长。
新学院、新机构、新团体也大为增加以中国国家画院为例，公元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家画院以恢宏的胸襟与豪迈的气度，组建了广泛接驳美术全领域的各专业院，并以此丰砸的成果迎来了它的而立之年。
”雕塑院“即是其中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的建立，反应了中国美术依托于中国的进步而共同繁荣的时代呼唤，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事业的兴亡面貌。
中国雕塑由此又搭建起一个极具有战略意义与学术高度的新平台。它起点高，基础厚，是凝聚与团结老中青三代雕塑家攀登学术高峰的重要通道。
（待续）-陈云岗
作为专业的雕塑公司，我们希望运用最用心的雕塑设计理念，设备最齐全的雕塑厂，最精致的雕塑制作工艺，为各大高校创作最优质的校园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