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绍武，1928年生，江苏省无锡人，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赴苏留学，1959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擅长雕塑、绘画、书法。留苏毕业创作雕塑《大路歌》；《江丰头像》获第6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章；《李大钊纪念碑》建于河北省唐山市大钊公园。出版《素描与随想》、《素描人体选集》，并发表《赏心论》、《雕刻之美》、《亨利·摩尔方法初探》。现为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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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某日，国立北平艺专的一个考场里，一位惴惴不安的年轻人正接受面试，他的对面坐着徐悲鸿、吴作人、王临乙等几位主考官。
- 铸铜雕塑马
有一位老师说：“这个学生不行，数理化交的都是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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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一下子冒出了一身冷汗！可另一位老师说：“这学生素描不错。”
徐悲鸿听后把这学生的素描卷子调出来，看到卷子，他颇为欣赏：“蛮不错的嘛！”
几经考官们讨论，终在徐悲鸿主导下录取了这个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便是钱绍武先生。
东西方文化艺术 青少年时期“大学”
钱绍武192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书香门第。他的爷爷是无锡著名才子之一，父亲是英文教授，祖母是知名的眼科医生，都是自学成才，对子孙的教育方式也与众不同。钱绍武上了两年小学之后就离开学校开始自学。他9至12岁随72岁的姨公学习古文，姨公是清朝的学者，他让钱绍武按照考取科举的要求学习了《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经典，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小小年纪的钱绍武，给父亲的信都是用古文体写就，别人还以为是他爷爷写给父亲的信。他的父亲开始担心了，这么小的孩子，可不要弄得真成了古人了。于是执意将13岁的钱绍武接到上海，让他接受英语教育，学习西方的历史、文学。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打开了他观察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钱绍武15岁至18岁时在无锡随秦古柳先生学习国画和古诗词。他的学习先从研墨开始，老师就是想通过研墨来磨炼他学艺的耐心和细心。先生教导他：只画画，将来也就是个画工，永远成不了家。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诗书画是相通的，想学好中国画，必须先精通中国的文化。秦先生每天还和弟子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聊，钱绍武浓厚扎实的中国文化素养就是这样被熏出来的。在他18岁离开老师的时候，靠国画营生基本上不成问题了。而他父亲此时已经调到了北平，钱绍武也因徐悲鸿的慧眼垂青而考上了北平国立艺专。
钱绍武说：从他9岁开始的每三至五年的一个阶段里，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集中精力学习一门学问，跨越很大，但是学得非常专，也非常有效。对于古文和英语，老师们都采用了一种不科学却有效的方法——利用孩子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他被要求不停地背书，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背下来再说。
从国立艺专（1949年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钱绍武留校任教。因新中国需要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艺术教师，他被选送到苏联列宾美院深造。留苏期间，钱绍武非常注重欧洲的艺术传统，对学院派那一套反而学得少。他每天晚上都在学校图书馆临摹名家习作，直到摇铃闭馆才回宿舍。米开朗基罗是他最崇敬的艺术家，他用了一年多时间，临摹了列宾美院收藏的几百幅精印的米氏素描稿。这是以注重基本功训练著称的苏联同学都很少做的事。
他努力学习西方雕塑的基本功，练就了超强的写实造型能力，从小积累下来的国学功底，又使他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带有东方文化色彩，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产生了自然而然的碰撞与融合。留学期间，钱绍武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毕业创作——雕塑《大路歌》。“大路歌”原是田汉1934年为电影《大路》谱写的主题歌，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和斗争历程。钱绍武以饱满的激情和分明的爱憎，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三个筑路工人的形象。《大路歌》作为全校毕业生的代表作被刊登在苏联的《真理报》上，毕业时他获得了“艺术家”称号。这件作品也被收藏在列宾美术学院，复制品则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挫折与磨难 历练出“大爱”
熟悉钱绍武的人，都对他常常“哈哈”地大笑印象深刻。这一笑，什么都云淡风轻；这一笑，坦荡出他内心乐观处世的胸怀。
在他众多作品中有一件汉白玉雕的静瓶观音像，这尊观音低眉顺目，体态修长，沉静安详，和着汉白玉温润的光泽，显得异常圣洁。笔者曾询问钱绍武做这件观音的缘由。他呵呵一笑，沉吟了一下：“那是春节的时候，呆在家里，突然觉得心里干净极了！很自然地就做了这个作品。”
“干净极了”这四个字带给我久久的回味。只有当心灵不再浮躁而沉寂下来，才能领会这“干净”的意味。钱绍武塑造的不是擎着杨柳枝作施恩状撒下点滴圣水的观音，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祝福和心愿。无怪乎，杜甫、李白、李清照、阿炳、关天培等一些有着高尚品格、忧国忧民或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的人物都成为钱绍武创作的题材。他塑造的既是那些人物，也分明是他自己，是一种“大爱”。
这种“大爱”情怀源自于中国文化对他的哺育，又经十年“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和折磨所铸成。
自1964年“四清”运动时起，钱绍武就成了中央美院里继党委书记之后的政治斗争批判的矛头焦点。他回顾说：“我的前半生基本上还是很顺利的，通常处于‘整人’的状态。而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尝到了被整的滋味。工资只有18元，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妻子疯了；父亲与我断绝关系；被挂上写满侮辱性字眼的牌子游街；掏过美院所有的厕所和下水道……‘文革’对我最大的触动，在于使我真正理解了人、人的本性、人的盲从和人性的弱点；我真正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同情。”
“艺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艺术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是使人类的痛苦少一些，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理解、宽容、沟通！不是这个目的，艺术什么都没有。”钱绍武这样定义艺术。
文化艺术的交融 成就出艺术“大家”
钱绍武在1979年恢复工作和艺术创作之后，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迎来了研究和创作的高峰期。
随着对东西方艺术学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钱绍武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尽管他的雕塑运用了西方写实的技巧，扑面而来却是一股中国文化的气息。这不仅因为钱先生将国画书法中概括、写意的手法融入雕塑创作，更因为他的“中国式的创作方法”。
“中国式的创作方法”，在钱绍武看来就是“静、观、默、察”四个字。“静着看，默默地观察，烂熟于心。痛苦，今天痛苦，明天痛苦，闭眼就痛苦，反复体会的痛苦，凝神结想，把这些集中起来，凝神结成一个形象，一挥而就。中国人从自己的体验、感受入手，从自我分析入手，不去分析客观现象。因为艺术的价值是主观的价值，是艺术家体会的价值，是艺术家自己灵魂的价值。艺术家刻画的是自己感动所在、感动之焦点、感动深度，而不是去描写客观现象到底如何。”钱绍武的创作就是秉承着这样的“动情”原则。
他1980年创作的青铜雕塑《杜甫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个作品。这件作品把人物的眉目、衣袂和身形处理得如同泼墨写意的国画，虽没有细致的笔触，却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命中忧郁、茫然、痛苦的一个瞬间。这也是经历了“文革”的钱绍武与杜甫所产生的人生共鸣，以及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绝句的深刻理解。
他于1998-1999年为深圳南山中山公园创作的《孙中山》半身像，长27米，高10米，仅头部就4米多高，气势恢宏。人物目光坚定、沉着，表现了孙中山先生“鼓动风潮，造成时事”、“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 的革命激情。
作为当代中国雕塑界的权威大家，钱绍武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也非常深厚。书法是他从小的爱好。甚至在饱受精神折磨的“文革”期间，他还借抄大字报练字来体味书法艺术的奥妙并聊以自慰。而今到了晚年，钱先生更是醉心于书法艺术，他认为书法是中国造型艺术的基础，就好比素描是西方造型艺术的基础。区别在书法是一种主观世界的表达，而素描则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体会到书法的奥妙。他觉得：书法就是文人的歌唱，每一笔都是情，一笔都不能改，改了就是假的。全世界的艺术创作，惟有书法是不能改的。钱绍武先生的两幅书法作品还曾经作为国礼由中国原驻法大使吴建民送给法国总统希拉克。希拉克为此致信钱绍武：“非常敬佩您在所题写的汉字中表现出来的力度与气势，您使一项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千年艺术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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