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鹤（别名潘思伟），男，汉族，1925年11月生，广东南海人。中国著名雕塑家、书画家，国务院授予“国家级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后在香港、澳门等地从事肖像雕塑。1949年后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历任广州美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美协第二、三届理事和广东分会副主席。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终身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全国美展评选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 被中国国家画院授予文艺界首批“院士”勋号，文化部授予“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潘鹤，雕塑家，1925年生于广州，籍贯广东南海。曾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后在香港、澳门等地从事肖像雕塑。1949年后进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历任广州美术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广东分会副主席和全国城市雕塑艺委会副主任。潘鹤致力于雕塑艺术70年，从事美术教育45年。创作了许多经典雕塑作品，如《开荒牛》《艰苦岁月》等。
个人简介
评价
潘鹤的雕塑作品，如果不按创作时间的前后，而从其本身内容来看，几乎可以说，它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革命历史阶段，象史诗一般，精炼而深刻地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胜利。
我们从《省港大罢工》这座雕塑上看到二十年代郁怒愤慨的罢工工人，面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镇压而坚强不屈、巍然屹立的英雄气概，在他们身上正酝酿着一股即将震天撼地，使帝国主义发抖的力量。这正是“大革命”的前奏，我不得不赞叹这种准确而深刻的概括。
《艰苦岁月》则十分简练而又非常本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乐观和信心寓于艰难困苦之中，这件出色的作品已有很多理论家专文论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接着足抗日战争，潘鹤和梁明诚合作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概经过这场战争的人，不管老人、小孩都会立即在耳畔响起这支气壮山河的乐曲吧。这是潘鹤雕塑艺术的新发展。
如果说以前他总是抓某个侧面、某个生活情节来概括整个历史，那么，这次他却从正面，从概括和象征的角度，强烈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我要说，在现代中国的雕刻作品中似乎还没有见到过如此气概的作品。
值得补充一说的是这作品产生于“四人帮”统治后期，作者能排除帮风帮气的干扰，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可贵之处。伟大的解放战争呈现了丰富的斗争形式，最后以南京“总统府”的摧毁为象征结束了蒋家王朝长达二十余年的罪恶统治。潘鹤正好住了这个关键，与人合作了《占领总统府》。
我不知道在总统府门楼上升上五星红旗这一场面最先由谁构思，但是在我所见到的类似作品中，最早出现的却足潘鹤的雕塑。他还是从真实的人物性格出发，塑造了一排并列着的五个战士，从饱经战火考验，看样子是山东大汉的机枪手到刚参军不久的小伙子，一个个生龙活虎，几乎可以给他们每人写个战地采访记。这些战士是那么亲切和可爱，使人油然起敬。
我不禁在心里说出：“这些人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潘鹤深深理解农民，理解农民们对土地的感情，他塑造了祖祖辈辈在重压下喘息，同时还支持着偌大中华民族的农民，《得了土地》中那个老农几乎可说足农民的象征，他身后站立着一个青年，看得出来，对新中国的未来他充满着美好的憧憬。
他反映了我们这一辈人要在解放了的土地上亲手建设光辉灿烂的明天的强烈愿望。潘鹤还作了很多反映其它方面的雕塑，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我只是想以这些例子来说明潘鹤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创造人物典型的功力。他善于在广阔复杂的斗争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在缤纷的事件中抓住最动人的情节。他以一个艺术家所特有的洞察能力，刻划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恩格斯强调艺术创作必须是“这一个”。潘鹤就很具体地谈过他的心得。
他说：“雕塑创作就是要善于从侧面反映正面，从小角度反映大场面，从个别反映一般”。雕塑在造型艺术中很接近于诗在文学中的地位。它本身要求巨大的概括能力，要求高度的精炼和集中，要求一针见血而又其味无穷。我认为潘鹤的雕塑就是造型艺术中的诗，是既能扣人心弦，又能让人反复吟诵，警辟深沉的史诗。说起潘鹤的雕塑语言，他是重视和善于运用情节这个因素的。
我认为正如“情节性”同“无情节性”一样，它本身却并不决定艺术价值的高低。我认为，情节在造型艺术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情节本身决不是和造型艺术对立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善于运用情节的好作品，也存在着无情节可言的好作品。
以罗丹这样的艺术大师而言，可说是精通造型语言了吧，但他就从不排斥情节性，而是恰当地运用它。他的代表作品如肋口莱义民》、《地狱之门》中的《老欧乐米埃》(老娼妇)，以及《吻》、《春》、《乌谷利诺》等等都有情节。
罗丹举了雕塑中文学的功用来加以肯定。当然情节不能代替造型本身的魅力。潘鹤的作品正是充分发挥了情节性的巨大作用的。这种情节渗透到造型艺术里的具体性如果选择恰当，不但不会削弱造型艺术语言的作用，反之更能揭示主题的本质。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因为我们的作品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艺术应该是帮助人民提高精神境界的。所以我们应学会善于诱导，力求让人民能理解和喜爱。这是无可非议的要求。
所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有无情节性，而在于如何选择情节、如何运用艺术语言表达情节。这些本领就涉及到一个艺术家的全面修养了。光凭塑造技术的高明就远远不够。正足因为潘鹤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广泛的历史知识，又有广阔的生活基础，所以才能具有深刻的洞察能力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能在纷杂冗长的锁链中选出关键的一环。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这种本领正足我们应该学习的。
潘鹤特别重视“形象思维”，他常说，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形象，都要在形象的基础上进行推敲和提高;他甚至认为形象的感受往往油然而起，一见生情，不能立即作出透彻的解说，往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琢磨才能认识这种感受的全部意义。
因此他主张对一切激动自己的形象都要加以摄取，然后在这些使自己激动的形象中去发掘其真谛，并且加以完善和提高。而这种完善和提高的每一跨步也都离不开形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潘鹤的创作都来自生动具体的形象感受，从不出现公式化的问题，也不存在用形象来翻译抽象概念的问题。他总是从生活出发，从活生生的形象感受出发，即使塑造历史人物，也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具体情节、人物的具体性格出发的，是以现实生活中他所具体感受到的人物形象为依据的。
因此，他的雕塑都生动具体、真实可信，具有真实人物的丰富性和个性特点。在这里附带还要说一下，潘鹤这种正确的创作方法在十年动乱中曾经受到“批判”，我曾经就此问过他。
首先，他强调形象感受，珍视这些具体的感受。认为贵在有感而发，贵在真诚。我认为，这样好足好，因为它保证了作品的具体生动性和感受的真实性，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文艺首先要求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如果一个人的形象感受虽然真切而强烈，却不大符合这种社会目的，那该怎么办呢?潘鹤非常风趣地说：该检查检查世界观、审美观、思想方法。隐瞒世界观的作品足好是坏都难打动人，何况不易隐瞒。这些年的艺术实践说明了他是对的，无可讳言，他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一批可喜的新生力量，特别是广州的年青人。他们共同的特色都是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这就是回答。
潘鹤早年在从事雕塑的同时也画一点画，他的确掌握了绘画技巧。因此在解放初期，他的作品《当我长大的时候》也诚然有接近“绘画”的地方。但是，随着经验与题材内容的变化，也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如《省港大罢工》就塑得浑然一气，发展到《大刀进行曲》就更造型结实、形体完整了。
这种雕塑语言的变化我也曾和潘鹤探讨过，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要把雕塑体积作得结实而富有生命力，就要使雕塑的每一个形体从里边尽量向外膨胀、扩展，而外边却有一相反的力量向里挤压。鲜明的例子不管足起伏强烈的米盖朗基罗的《挣扎的奴隶》抑或是起伏不大的马约尔的雕塑作品。”我想，他已经把雕塑造型美的法则之一阐明的十分清楚了。
最近我帮助别人推敲法国大雕刻家马约尔一书的译稿，他说马约尔那种造型效果在于表现出一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抵消的空间”，也就是表现出形体内部有种力量向外扩展，而在扩展过程中却遇到一种想象中的外力的阻遏。如果表现不出外力的阻遏，也就表现不出在形体中膨胀扩展的强大生命力。
我想这是在表现形体的“雕塑美”、“生命力”这一领域中的辩证法。我们不妨仔细观察一下《挣扎的奴隶》突出的肩膀和背膊，按整个强大体格来看，三角肌、二头肌和三头肌都要比现有的大得多，但是却被一种想象的压力，压成高浮雕状，整个复杂的形体被压成明确的锐角形。
正因为如此，才使人感到这些形体包藏着无限弹力，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潘鹤的《大刀进行曲》也正是这个原则的体现。其中老汉的胸臂和八路军的脸和腿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看到潘鹤在充分发挥雕塑美的同时也仍然保持了有利的绘画效果，这就不是什么缺点，而是发挥所长，匠心独运了。
综观潘鹤的雕塑，构思深邃，形象真切，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创作方法和造型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这里所谈只是我个人的体会，谬误是难免的，一砖之抛，引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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