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龙1928年生，上海奉贤人，教授。1947年就读于北平国立艺专雕塑系。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1955-1955年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成员，期间曾参加朝鲜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碑浮雕、北京军事博物馆广场“军民一家”群雕等的雕塑工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1982年，工作于上海园林局，筹建园林雕塑工作室。1982-1995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先后参加了上海龙华寺佛像修复工作以及上海宝山民族英雄陈化成纪念像等雕塑工作。高云龙参与创作的抗美援朝纪念碑浮雕是其创作的众多雕塑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现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自述
我一九二八年初夏出生于上海。此时正逢大革命失败，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批干部被安排到国外避难，我父母亲也去了日本，把我托付给了在奉贤的祖父母扶养。稍大，在东新市小学上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避难到了上海租界，过着艰苦的生活，一九三八年父母亲回国，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父亲金学成回国后投身抗日工作。一九三九年夏，日本军方迫使英国租界当局同意在租界地逮捕我父亲，当晚的恐怖情景深深地印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被营救出狱后继续抗日工作，家中生活依靠母亲教授日语维持生活，我则在澄中学上学。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离前夕，我家又一次受到搜捕，好在半月前地下党及时通知，才幸免于难，当晚，我又一次经历了惊险的一幕。我的幼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深重的国恨家仇中度过的。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旧社会的憎恨种子，热切地盼望新社会的诞生。
初中毕业，我考入大同大学附中。一九四六年高中毕业后，很想投考美术学校。我自幼喜好美术，而父亲是一个很有造诣的雕塑家。他在日避难期间，曾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后入帝国大学深造，他的作品曾受到日本文部省嘉奖，并授予刻有日本天皇专用的菊花纹金表。但他回国后投身抗日工作，没有机会从事雕塑工作，但他支持我学习雕塑，他常说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文艺事业得到极大发展，而艺术家受到尊重和发挥才能。
这就增强了我学习美术的决心，但此时没有学校在招生，我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我一面在上海美专和张充仁画室学习素描和雕塑，一面考入上海海关学校，在校学习一年半后被分配在上海海关任职，工作才二个多月，适北平国立艺专在沪招生，我就报考并被录取。随即我辞去了当时被称为“金饭碗”的海关工作，来到了北平。想不到的是北平的生活环境出乎想像的艰苦，昏暗潮湿的宿舍，吃的是窝头加白菜，这对自己确是极大的挑战。但那里有着很好的学习气氛和很好的老师，基于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我坚持学习。
当时正值解放前夕，北平学生民主运动轰轰烈烈，我也不时参加，正因此事，有一天徐悲鸿院长把我和钱绍武同学叫到他办公室，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学校国民党三青团监视很严，你们要离开政治，以学习为重，不要闹出什么事情来。”我们领会并感谢徐院长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参加民主运动，虽然曾受到三青团的警告，但坚持到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终于翻了身，大家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那时的北平国立艺专撤消，合并为中央美术学院，我入美院雕塑系学习。随即师生投入到土地革命、抗美援朝宣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运动中。之后，进入紧张的学习。我们在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王临飞、曾竹韶、王炳召等先生的教导下，学习猛进。一九五三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文化部成立的雕塑工作室任创作员。这期间，我参加了北京前门饭店、美协大楼、中苏友谊展览馆的设计工作。一九五五年接受中央军委建造朝鲜志愿军纪念碑等的任务，我担任了组长并二度去朝鲜体验生活，直至一九五八年纪念碑在朝鲜志愿军总部落成。
大跃进期间参与了北京十大建筑的雕塑工作，军事博物馆广场的“军民一致”雕塑和北京人民体育场主雕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参加了彭雪峰将军纪念像的设计工作。 一九五七年正当自己精神抖擞，满怀信心工作之时，整风运动开始，随后我被错划为右派，我当时任单位团支部书记，一声晴天霹雳，顿时希望破灭，陷入了无限的精神低谷，随后步入了廿多年的艰难生活。
一九五九年起我先后在黑龙江新凯湖农场、天津茶淀农场、北京芦沟桥农场劳动改造。一九六七年到家乡奉贤四团公社牧场劳动，直至一九七七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经历了近卅年的漫长过程，经受了巨大的思想冲击，理智的反思和生活的磨练，自己更坚信自己没有做对不起社会和党的事，我没有理由沉沦下去。
另外，我没有理由轻易放弃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父母坚强的革命人生一直是自己的榜样并激励着自己，我坚信国家和个人的挫折是暂时的，前途是有望的。另外，通过自己长期的劳动以及和农民的共同生活，使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自己受益匪浅。
一九八0年我调入市园林局工作，期间参加了龙华寺的修复工作，筹建了园林局雕塑创作室，一九八一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筹建艺术系，并担任教学工作，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期间，我又重新捡起了雕塑，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更多的是热情和投入。可安慰的是这期间完成了普希金纪念像、民族英雄陈化成纪念碑、安徽定远戚继光纪念像的建立；上海龙华寺十六罗汉和三圣殿西方三圣的塑造；并包括市内一些公共雕塑如南浦大桥桥底的大型雕塑；参加海南三亚大型观世音菩萨的雕塑；以及为张闻天，张元济等著名人士的塑像。
一九九三年我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对我来说，步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虽年事颇高，但身体尚健，现在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雕塑工作，更多的是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直观自己的一生，回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悲喜交集，但也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可谓没有虚度此生。现在庆幸晚年正逢民族中兴，国家兴旺的盛世年代，我将珍视现在的美好生活，忘却老之已至，尽力做一些有益社会的事。
